在北海道上之国町的边缘，清晨六点的冷冻库外，雪地上躺着一头棕熊的残躯。在零下的严寒中，它的尸体不会腐烂，但却孤独而凄凉。今年，这个仅有七千人小镇居然猎杀了104头熊，数量竟是去年的17倍。超负荷的焚化炉运转着，甚至使得行政事务被迫停摆。人与熊的边界，正在以尸体的堆积被重新划定。
一场生态危机已经演变成了治理难题。自2025年以来，北海道已经猎杀了近一千头棕熊，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纪录。与此熊袭致死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13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紧急授权警察在市区使用，自卫队也带着进驻村落。抗议的电话不断涌入地方，呼声都是“猎杀太残忍”。这种安全与同情的矛盾，正将小镇居民推向一个无声的夹缝。
恐惧已经深深渗透到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居民出门前猛敲铁门，以防门外有熊的蹲守；防熊喷雾的销量从每日十罐飙升到八十罐，仍然供不应求；幼儿园围起高高的铁栏，温泉旅馆甚至被迫歇业。这些细节都在无声地宣告：当生存受到威胁时，我们曾经理想化的自然观不得不让路。
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人与熊之间，而是在人与制度之间。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推行的“熊保护政策”，将棕熊列为保护物种，并废除了春猎制度。随着气候变暖、森林食物减少、人类聚居区的扩张，熊的活动范围被迫向外扩展。政策却迟迟未能适应这种变化，直到死亡人数不断累积成惊人的数据，才被迫启动“紧急猎杀”。这种管理方式更像是灾难驱动下的补救，而非科学的管理。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谁的声音在决策中被真正听见？尽管抗议猎杀的电话不断，环保组织举着牌子呼吁共存，但那些担心熊出没影响日常生活的普通居民的声音并未转化为制度性的参与。决策始终在“全面保护”与“紧急清除”之间剧烈摇摆，却没有公开听证和町民协商的过程。这使得居民成为了政策迟滞的代价承担者：熊来时担惊受怕，熊死时又背负道德压力。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在“杀”与“放”之间做简单的二选一，而在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协商机制。我们需要长期的栖息地管理、种群监测以及社区共治。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提供了借鉴，比如德国黑森林地区设立的“野生动物走廊”，以及瑞士阿尔卑斯山村培训的“熊巡逻队”。这些方案的前提是承认冲突的持续性，并让受影响的居民成为决策的主体。
熊的尸体堆在雪地里，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伦理困境：我们既无法承受它们靠近的威胁，又难以承受杀死它们的道德压力。真正的共存不是让熊消失，也不是让人退让，而是让每一个声音——无论是恐惧的、同情的、科学的——都能在政策形成之前被听见。否则，我们将会年复一年地在焚化炉的浓烟和冻僵的尸体之间，重复这场无声的煎熬。这需要我们去反思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实现真正的共生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