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明帝国北部边塞的气候异常寒冷。周金曾形容边镇的严寒，其中辽东和大同尤为突出，真可谓冷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苏祐在他的《逌旃璅言》中也提到了大同的严寒气候，秋月经常雨雪交加，冬天气温极低，唾液落到地上都能结成冰。
这里的寒冷天气不仅限于冬季，有时七、八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例如正统八年（1443）七月，大同官军在沙沟巡逻时，遭遇风雪，导致二百余人因严寒而裂肤、断指。嘉靖二十四年（1545），摆边军士在秋季就已经有人在雪中奋战。万历十六年（1588）八月，宁夏大雪，雪深达尺余，军士中有很多人都被冻伤。到了孟冬季节，如果遇上暴风雪，情况更加严峻，潘元凯在《贺兰山九歌》中描绘的景象便是如此。甚至在孟夏时节，也有可能降下大雪，如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辽东开原的大风雪导致天气大寒，牲畜大量冻死。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二十二日，固原镇大雪，冻死的营马骡驼数量惊人。这些虽然都是极端气候的例子，但墩军也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艰苦奋战，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从明初到成化年间，边地气候比内地恶劣得多，墩军守瞭大多在旷野，秋冬至春季的霜雪风寒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辛苦。为了抵御严寒，守瞭军士除了冬衣布花、胖袄、裤鞋之外，还特别拨给皮袄、狐帽来御寒（这不是一般士兵所能享有的待遇）。这些衣物由于使用年久，大多已经破败不堪。
明宣宗十分关心守边军士的寒苦，多次下令工部给守瞭军士补给御寒衣物。即使朝廷不断拨给御寒衣鞋，墩军仍然未能每人一件。到了土木堡之后，财政日渐困难，拨发冬衣逐渐变得不正常，墩军等士兵只能忍寒受冻。有些边镇地方甚至十多年都未曾拨给毛袄。明宪宗即位后，宣府镇的八个队官、旗军等连名向守备把总状告寒冷之苦，请求朝廷赐给御寒衣物。即使他们昼夜在墩瞭望，为守护边疆付出极大的努力，但由于财政紧张和其他各种因素，他们的请求并未得到满足。这种寒冷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这些士兵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宣府等处的守备官兵，因寒冬降临，恳请朝廷赐给更多的御寒衣物。天顺八年十月初三日，巡抚宣府等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叶盛与总兵商议后向朝廷提出请求。他们指出，宣府等处的官兵众多，毛袄等御寒衣物可能不足以满足需求。尤其是那些守哨墩台的官兵，直面寒风凛冽，请求朝廷能够给每位官兵发放胖袄、裤子和鞋子各一件或毛袄一件。明宪宗了解到边塞士兵的艰苦，特别批准赐给独石诸官军3740余人、大同守墩官军1570余人毛袄。
大同镇也向朝廷奏请增加赐给士兵的御寒衣物。在赐给延绥镇墩军皮袄的问题上，明宪宗在经过审议后，决定对于榆林守墩的勤劳士兵给予特殊赏赐，但不作为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赐给守墩士兵的皮袄逐渐减少，而胖袄的发放则逐渐增多。
弘治以后，赐给守墩士兵的胖袄逐渐以实物为主，但在弘治四年，工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改为发放银两。此举是因为发现大同、宣府的边军反映，所赐衣物尺寸不合身，且贮存过久易损坏。工部建议江南州县征收价银，以银代物，这样边军可以得到实惠，也可节省转运费用。明孝宗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命令工部具体实施。这一变革之后，发给墩军的袄鞋也改为折银支付。
在弘治至正德年间，甘肃镇被排除在三年一给的胖袄或皮袄政策之外。正德十三年，陕西御史赵春奏请朝廷关注甘肃边地寒冷的情况和军士的贫困状况，建议朝廷应赐给甘肃守军胖袄和皮袄。经过调查议奏，工部决定按照宣府、大同和辽东的定例，酌情赐给甘肃夜不收、墩军胖袄和皮袄。若仍不足，则折银一两五钱发给。
从弘治至正德年间，边军的御寒衣物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明世宗即位后，恢复了发实物的方式。例如嘉靖二年九月，密云地方官军获得了胖袄、裤子和鞋子。明穆宗在位时，也关注到了毛袄的拖欠问题。隆庆二年四月，兵部复议了甘肃都御史石茂华关于边事的条陈，其中包括毛袄的发放问题。明穆宗批准了兵部的提议。
明朝廷对于边军的御寒衣物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应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士兵的需求。这些措施体现了朝廷对边军的关心和重视。
晚明时期，胖袄的记录与辽东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例如在天启二年三月，工部列出了自万历四十六年起至天启元年止发过的援辽军需物资，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胖袄和胖裤。崇祯皇帝也多次关注胖袄的发放问题，因为工部的库存似乎无法满足这一开支，导致东征士兵的御寒衣物无法及时供应。乙字库的库存也存在问题，多次请求增发胖袄以应对军需。
明朝的官员们对士兵的恩赏和待遇有着极大的差异。有的巡抚如叶盛等，曾奏请皮袄等御寒衣物来体恤墩军的劳苦。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善心。兵部左侍郎滕昭等人在奏议中曾指出，各边军士及守墩、巡哨的官军多贫苦，冬衣布花多不支给。他们请求严核所部官军，务求赏赐实惠。
更为严重的是，有时为了讨好权贵，如刘瑾竟将甘肃军士的冬衣布花运给私用，导致军士怨声载道。例行性的拨赐也并未真正落实。墩军在冬天的日子尤为艰难，他们面临着严寒、攻击和围困的威胁。胡松曾建议补足人员，优化墩台的修建，并特别请求朝廷赏赐皮衣等御寒衣物。胖袄的质量常常不佳，有时甚至成为上官勒索的工具。隆庆四年戚继光在《题禁给领胖袄科敛疏》中提到，胖袄的发放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导致军士宁愿不要胖袄也不愿受到科敛之弊。
朝廷的御赐本是士兵们应得的荣耀和温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官员们侵敛之门。守墩、架礟、夜不收官军的士兵们本应得到三年一次的胖袄、袴、鞋的御寒物资，然而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却存在各种盘剥和勒索。官员们将朝廷的御赐视为奇货可居的工具，从中谋取私利。戚继光在疏文中呼吁严禁这种行为，以恢复朝廷恩典的本意。他对守墩军人们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认为他们日夜瞭望烽火之苦无人能知。他呼吁彻底改革这种弊端，恢复朝廷恩典的真正意义，为士兵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温暖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对于加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晚明时期的胖袄问题反映了军队后勤管理的问题以及官员们的道德水平差异。只有真正关心士兵的福祉并落实恩赏政策才能真正提高军队的士气并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