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白泥镇长安墓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它位于周村里水岗，依山而建，气势恢宏，景色秀丽。园区坐南朝北，视野开阔，俯瞰市区，风水极佳。该墓园占地480亩，规划安葬15万穴，分为龙、凤、吉、祥、梅、兰、竹、菊八个大区，并且提供多种葬式，如高特级式自选区、艺术区、教会区、个性化普通区、室内葬、节地葬等。
长安城的建设是国家大事，关乎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城市布局总是带有某些象征性意义，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在城市布局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排列象征着北极星、紫微垣和群星。这种布局体现了皇帝的儒家传统思想，增加了皇帝君权神授思想的神秘色彩。
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也融入了风水思想。宇文恺将地面形状设计成与《易经》上的乾卦相对应。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皇宫应该对应北天中央的紫微宫。宫城和皇城被布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为了镇压“九五至尊”的帝王之气，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寺观。长安城中的街道划分也具有象征意义，一百零八坊的排列对应着神灵的星曜等寓意。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隋文帝下令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
汉族传统风水学提倡子午向的建筑方向，即坐北朝南。唐都长安的宫殿建筑遵循了这一原则。中国古代帝王的座位面向南方，以此来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宫城的命名也来源于传统风水学说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这些命名反映了古代城市规划的哲学思想和象征意义。例如，“朱雀门”和“玄武门”的命名就体现了古代风水学说的应用和实践。在太极宫中，两仪殿以其独特的地位引人注目，其名字来源于《周易》中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在唐长安城的宫殿布局中，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被称为“三大内”。
大明宫，位于太极宫的东北方，坐落在龙首原的高地上。这座城堡相对独立，俯瞰着整个长安城。它的建设始于贞观八年（634年），从唐高宗开始，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处理朝政，它因此被称为“东内”。大明宫的布局呈现中轴对称的格局，前部由丹凤门、含元殿等构成南北中轴线，后部以太液池为中心形成内庭，其中分布着数十座殿宇楼阁。整座大明宫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2.5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是“三大内”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兴庆宫，位于外郭城的东部。这里曾是唐玄宗早年作为临淄王时的住所，后在开元年间经过多次扩建，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座宫殿合并了周围的邸宅和寺院，天宝十三年（754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建，形成了小型城堡。兴庆宫具有离宫的性质，其南部主要是龙池，北部则是一组宫殿。虽然兴庆宫在盛唐之后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安置太上皇和太后的重要场所。
在古代中国的都城选址中，长安和洛阳各有其独特的优势。长安地处内陆与边疆的交界处，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这使得长安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成为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而洛阳则因其居天下之中的良好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而兴起。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在大运河改道后，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唐末至五代时期，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再至开封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以及政权对东南财赋依赖性的增强。在这个过程中，长安和洛阳的原有优势逐渐消失，无法容纳大量人口，因此迁都计划最终作罢。在古代社会的后期，随着边疆威胁的地理方向发生转变，都城的位置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由原先的西北边患逐渐被东北方向的威胁所替代，中原政权为了更有效地扼守边防，纷纷将都城向东迁移。明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定都北京，这标志着长安和洛阳这两大古都的终结。
除了这种战略性的转移外，王朝的首都选址还受到政治需求的影响。西周选择镐京作为都城，不仅因为这里是关中地区的核心地带，适合农耕经济，更因为这里是周族的发源地。洛邑作为陪都，则有助于监视和震慑商朝移民以及控制东方领地。秦朝统一六国后，未来得及考虑迁都问题，继续沿用原有首都。西汉定都洛阳后，因娄敬的建议而迁至关中地区，这背后除了地形的考量外，还有对东方诸侯王国的监控之虑。东汉时期虽有洛阳作为都城，但长安仍是重要的祖宗陵寝所在地，皇帝每年都要前往祭拜。长安在东汉时期逐渐失去了对边疆的控制力，导致羌人叛乱频发。到了三国时期，曹操的政治重心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其选择邺城作为据点有着明显的战略意图。而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邺城迁至洛阳的决定，则是出于南方的军事策略以及对汉族的拉拢策略考虑。唐朝是关陇军功贵族建立的政权，长安作为传统根据地是其重要的政治象征。而武则天在位期间，为了平衡权力关系以及拉拢山东士族的支持，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
总体来看，长安因其得天独厚的地形成为多个辉煌王朝的首都，如西汉和唐朝。这些王朝往往成为中国古代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朝代。地处西北的长安是草原民族征战的前线，因此定都长安的朝代往往具有外向型的特点。而洛阳因其交通便利成为中原政权的行政中心，王朝的政治重心更多地放在内地，因此在开疆拓土方面相对较弱。这样的变迁与选择背后反映了古代王朝对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以及政治利益的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