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完成《易林释文》的编写之后，不久便收到了来自东莱翟氏的信息。翟氏向我提及了升栖霞牟氏所精心校对的版本。牟氏的注解风格直抵核心，而校正过程更是严谨入微，展现出了非凡的用心与专注。相较于黄本，牟氏校本无疑更为卓越。
更令人困惑的是，牟氏在校对过程中将部分内容与崔氏相混淆。如将《萃之噬嗑云》中的“康叔受福”与崔氏的《易林》混淆不清。牟氏在解读部分内容时，存在误解或误读的情况。例如，他将“井之随云：蜺见不祥”误解为与隘女之蚬有关的不祥之意。这些误解无疑会为后来的读者带来困惑。
在我看来，牟氏对于《焦氏易林》的改动尤为独特。他将大题改为《焦氏易林》，并在序中直接称为《崔氏易林》。据《后汉书·崔寔传》记载，王莽时期的著作应为崔延寿所撰。牟氏可能对于字形相近或声音相似的字产生了误解。牟氏认为崔篆即字延寿的观点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延寿是梁人，而崔篆并非王莽时期的人物。这些观点似乎存在诸多疑点。《汉书》中提到的费直序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历史上存在伪托的情况，但费直序的真实性并未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持。我认为牟氏的某些观点可能过于武断，对历史事实存在误解。这些改动和观点令人难以信服。
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牟氏引用了《东观汉记》和《后汉·儒林传》中的内容，但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验证以确保其准确性，避免误导后来的读者。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易林》与《易林变占》各有十六卷，均为焦赣所著。而在梁朝，此书又有三十卷的版本。《唐书·艺文志》则明确区分了焦氏《周易林》和崔氏《周易林》。焦、崔两家的著作自古便有明确的区分，从未混淆过。
唐会昌年间，王俞曾序述延寿所著的《大易通变》，其中提及的卦题总数为四千九十六题。同时代的徐坚《初学记》及欧阳询《艺文类聚》均引述《焦氏易林》，却从未提及崔氏。后人又如何能够凭空断言呢？
翟氏引用了宋李石的《续博物志》中关于后汉崔篆所著的《易林》。自唐代以来，人们谈及《易林》时多以焦氏称之。翟氏认为李石“得实”，却是对古人的误解。曲学阿世被古人所讥讽，而坚持事实、尊重先儒则被视为可贵。至于接受批评还是赞扬，就留给后人来评判吧。
在一个甲寅年的冬季望日里丁晏记下了这一切作为对后人的交代和思考框架以此批判其流传的错误以供有志之士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纠正以确保先儒的智慧得以正确传承而不被误解或曲解同时也希望能够激发后人对经典文献的更深入研究与理解。
